西风
城市是我们市民的地盘，政府是我们民众选出来代我们大家管这个地盘的。这个地盘谁做主?当然是我们。
上面的道理看来不会受到质疑，起码在民众心里，没人怀疑自己的主人身份。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主人更多时候是名义上的，一旦政府部门不把主人放在眼里，大家也没辙。比如说卖地，尽管都知道政府卖地助推房价，遏制房价必须先遏制无序拍卖城市土地，但民众喊破了嗓子，地王还是在一个个地产生。因为土地部门卖地的时候，没人来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卖地卖得太离谱了，搞得民怨沸腾，现在被念上了紧箍咒。地是不好卖了，那就卖空间。户外广告的空间也卖得差不多了，那就卖路。
昨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弋阳县城管大队在城区人行道和市政道路划出100多个摊位，组织占道经营的摊贩竞价拍租，价高者得，得者发证算合法经营。否则算无证经营，不但要取缔而且还要罚款。最终，城管部门以“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的名义，收取了69家摊点的139390元竞价拍租资金。
人行道竟然也成了“拍卖品”?真是生财有道。
问竞价拍租的依据何在，当地城管局副局长一字一句地反问记者，“河道采砂权不是拍卖吗?国土使用权不也是拍卖吗，为什么街道不能拍卖?”
这位局长大人振振有词的原因，一是这钱是为政府收的，进了公共财政，没进部门小金库，也没进个人口袋;二是卖路他不是首创，是向上饶兄弟县市学来的经验;三是愿者上钩，决不强求。县领导肯定，老百姓满意。至于是否有法可依，不重要了，因为道路不是哪个私人的，是公共资源，既然属于公共产权，县政府当然有权使用它、处分它。
是啊，土地能卖，河道能卖，为何人行道卖不得?这位局长的话语里含有真理。将条件适合的行政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一律交由市场，通过公开的有序竞争方式进行再配置，已经成为社会资源再分配、公共财政收益的一种有效手段，眼下确有很多地方政府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当然，县领导满意，是不是老百姓也满意，天晓得。
生财有道，不是生财要寻新渠道，而是生财要走正道。为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大批外来资金，缓解政府的资金压力，利用公共产权所产生的收益促进地方财政的良性循环，大方向没有错。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公共资源都适合采用市场的形式进行配置，也就是说不是什么都能拿来卖。属于市民生活生存必需的公共设施就不能当作商品去赚钱，特别是不能当作诱老百姓上钩的饵。卖地也好，卖路也好，能不能卖，怎么卖，卖了干什么，要有一套置于规范、有效监管状态下的体制保证。很多城市的公共资源(设施)正被某些部门或群体毫无顾忌地挪为“私用”，不受约束地拿来“变现”，是眼下一些把城市当作公司经营的地方政府通病。专家说，经营公共资源一不能损害公众利益，二须程序合法，两者缺一不可，可谓一针见血。
因此，县领导一声令下，城管忽悠一番，老百姓委曲求全地用血汗钱拍得方寸之地，摆摊谋生，与“公共资源交由市场有效配置”“照顾弱势群体”能否画上等号，大概拍卖者自己也心如明镜。
城市公共资源本来为全体公民所共有，拿它拍卖生财，应该通过人大审议、市民听证这样公共决策的方式来决定，只为政府权力所左右，这不仅为政府寻租制造可能的空间，也使得要素市场无法确立，甚至处于完全扭曲状态。弄得不好，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流到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和个人手里，使大量的存量公共资源转化为少部分人的个人财富，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状态。此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于公共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其后遗症(即财富分配不公)，就是公产让权力自肥的结果。
我们不能忽视公产的保护。这些年，保护私有财产呼声较高，但很多人忽视对公产的保护，似乎公产与己无关。殊不知，大量公共产权被瓜分，也是我们公民个人财产权利被肢解的隐忧。名目繁多的规费、罚款、摊派、用金，在行政权力单向行使的时候，得不到民主程序的监督，使这些以公共资源收益名义出笼的乱收费，一方面侵蚀社会财富的公共性，一方面不断损伤政府公信力。
1999年，珠海市率先进行了被称为“珠海模式”的公共资源市场化改革，市政府颁布并施行了《珠海市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管理暂行办法》，将需要进入市场配置的社会公共资源编制目录，规范政府出卖行为。厦门市也开展了推动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阳光工程”。这么做，既开辟公共资源处分利用的法制化道路，也斩断企图利用公产经营巧立名目损公肥私的黑手。去年底，针对“设置户外广告应当交纳空间资源有偿使用费”的争议，南宁市人大常委会经过审议，认为这项收费的立法依据不足，取消了相关规定。
南宁人大说不，珠海厦门自立规矩，都曾轰动一时，不知道这样的依法卖地、卖路、卖空间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
